对于初三年级的学生来说,九年义务教育即将结束,学习生活面临重要考验。虽然我国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86.5%,但由于“普高”与“中职”比重不均衡,以及评价指标单一等原因,家长对于孩子能否考入重点高中依然放心不下,而是早早陷于纠结当中。

“十三五”规划建议提出“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”和“逐步分类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免除学杂费”。这些要求关系到广大学生与家长的切身利益。落实这一精神有待于转变观念,深化教育改革。

■ 上千万中学生,不能走一条道

在许多学生家长看来,孩子考上重点高中、名牌大学不仅是理想的求学之路,甚至成为唯一的选择。即便是成绩不太拔尖的初中毕业生,也要硬着头皮走上高考之路。

北京周先生的孩子刚上初中,她对中考却已经未雨绸缪。“一对一的家教一小时费用两百多,虽然有些花费不起,还是咬着牙坚持。”她说,担心孩子考不上好高中,今后考不上好大学。

在一家中考交流论坛上,有家长匿名向网友求助。“每次考完试,孩子就一遍遍问‘妈妈,要是我考不上怎么办啊?’本来很有自信的孩子,自从目标设定一所重点高中,已变得极度不自信。”她写道,十二三岁的豆蔻年华,孩子却一副忧郁的眼神,真不知该怎么面对她,请大家帮我。

沈阳初三学生王琪的父亲说,孩子考上重点高中比较悬,因此一家人都很焦虑。“作为普通工薪家庭,我们没能力每年花十几万送孩子出国,也没有艺术、体育这方面发展的门路。所以只能靠孩子拼成绩,通过考上重点高中和好大学谋未来,根本不敢尝试别的路径。”他说。

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认为,现在的基础教育是面向升学的,所以一些学生在考取高中无望时就产生厌倦情绪,这是教育本身出了问题。对于农村学生来说,应该有升学、进城打工、建设新农村三条教育的道路,不能全走一条道。

■ 社会转型时期,许多观念要变

记者采访了解到,将中考视作“人生分水岭”的家长不是少数。尽管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“学校不得分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”,但很多学校都在分。而且在一些学生家长眼中,能否顺利考上“重点高中”是评判孩子是否有出息的一个重要标志。

——社会评价体系有待转变。在上海从事猎头工作的沙女士说,如今招聘“看出身”已经浸透在各行各业,在一些国家事业单位的招聘启事中,也明确要求重点大学毕业生。

沈阳市浑南一中初三年级主任孙振先老师说,“这一代父母经历了社会快速发展阶段,一些家长看问题的角度比较功利化,非常务实。有的孩子不适合上高中,即便上了重点高中,学业、心理都压力很大,未必有利于未来发展,但家长还是要求孩子力争。”

——职业教育观念有待转变。在北京一家美容院工作的小倩是山西临汾人,初中毕业后先后在太原、天津、北京的美容院打工。“刚毕业时在一家民办教育机构学习中医推拿,一年学费上万元。后来发现在美容院打工根本不需要有关学历或证书,于是上了半年就辍学打工。”

——就学观念有待转变。襄阳市民李女士告诉记者,她的孩子在市区一所中职(兼办高中)就读。开学后发现,有些学生虽然学籍在中职部,人却在普通高考班就读,希望三年后参加普通高考。“孩子中考分数这么低,参加高考希望渺茫。”李女士很是纠结。考虑再三,她认为中职班大多是低分生,担心孩子会沾染上坏毛病。于是,她也把孩子转到了普通高考班。

在北京,由于城区报考人数较少,职业学校正在向郊区县转移。北京市教委9月出台调整职业教育规模意见表明,到2020年,北京现有的116所中职校将缩减至60所,未来选择中职的机会将更少。

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范先佐说,学校教育要引导社会民众的观念转变,而不是一味地迎合社会上错误的看法。家长与学校应该准确定位,不要“为了面子,伤了骨子”。

■ 从就学到就业,提供多元选择

如何进行高中阶段的教育选择?全国人大代表、东华大学教授严诚忠等专家认为,大多数国家在高中阶段都要经过挑选分流,学生家长会根据孩子的特长和兴趣进行取舍。我国不少学生家长把中考当成孩子是否能成才的关键点,这是社会评价对孩子发展预期的一种扭曲。

严诚忠说,以英国为例,初中毕业可以选择将来接受高等教育的A等级,也可以选择完成中学阶段学习的O等级教育,人数基本是一半对一半。“我和我的女儿都是博士,但是外孙的初中学业不理想,在应试中屡屡遭受挫折,上了职校后,重新收获了快乐和信心。”他说。

“家长们总是希望孩子读高中,升大学,似乎这样才有面子,才有尊严,归根到底这是一种虚荣心。”范先佐说,职高和中职,本质是职业教育,强调升学,不仅不切实际,还会误入歧途,造成教育资源和人力资源的社会浪费。

沈阳市造币厂24岁的钳工张文良说:“我虽然毕业于职业院校,但操作能力、理解能力比很多大学毕业生都要强,所以并没有觉得低人一等。”张文良希望,政府和社会彻底消除职校毕业生在待遇、职称、职务等方面存在的政策性歧视,让职校生和本科生有同台竞争的机会。

专家呼吁,我国经济转型时期,不仅需要科技人才,而且缺乏“能工巧匠”。要让更多的孩子选择职业教育,取决于我们配套的政策,特别是教育以外的政策。当“能工巧匠”在一个国家的地位较高时,自然有更多人选择经过职业教育的培训,成长为高素质的劳动者。